揆一的助手只交给了乌拉夫一本刻印的《本草纲目》和一些手抄的书籍。
奥拉夫在得知揆一没有找到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开始十分失落，但是在看到了这些手抄本后又激动起来了。
《甘薯疏》、《吉贝疏》、《芜菁疏》、《北耕录》、《粪壅规则》、《宜垦令》、《农遗杂疏》、《种棉花法》。
薄厚不一的八本书装订在一起，被命名为《农书草稿》。
这《草稿》在奥拉夫眼中就是稀释的珍宝，书中中篇、长篇的文章全是徐光启所写的有指向性的农业技术文章，只不过后来在《农政全书》出版的时候有的被删减掉了，有的则被改头换面融入其他文章中了，但是这些手抄本都反映了徐光启早期研究农学的心得体会，甚至是实践后的真知灼见。
奥拉夫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找到农政全书，反而找到了徐光启写的其他农书内容，他认为这些应该就是《农政全书》的部分内容，所以觉得暂时足够使用了。
乌拉夫前天交给他这些手抄本的时候曾说，揆一的助手说是揆一向居住在大明的诸多受明人尊重甚至授予官身的传教士写信求购奥拉夫的单子上的所有物品。
结果一切都很快就够得并运抵了澳门，但是《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却连最博学的郭居静神父也没有听说过。
郭居静神父和徐光启是多年老友，两本书巡查无果后，再三确认《农政全书》为徐光启所写，于是就亲自给徐光启写信询问。
徐光启编写农书的事情并不是秘密，因为著书立言本就是儒生的三大追求之一，所以他不惊奇郭居静神父竟然知道自己编写农，可是对于《农政全书》的名字却十分稀奇。
在简单汇总之后徐光启将自己已经编写好的部分草稿文章和关于几何知识的问题以及对《农政全书》名字的疑惑一同寄给了郭居静神父。
郭居静得到《农书草稿》后马上和皈依天主教的儒生信徒一起手抄一份，之后将一份手抄本寄给了揆一，原稿则自己留下研究翻译，准备研究透彻后将徐光启的农学著作翻译准确，再传回欧洲。
而揆一得到手稿后就和其他商品一起打包通过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寄回阿姆斯特丹，让自己的助手在银行留下联系方式等待交货，接着就是乌拉夫出现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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