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大伯心里虽不好受，但表面装得却一本正经，洋洋得意地反问我一句：“有什么问题？比这严重的事多着呢，你不服可以到纪委告去！”
这时，房管所的另一位领导进来，见我们僵持不下，便把小松拉到他的办公室，给我解释了一番，最后答应“研究研究。”
有一天，大伯突然来到我家，一进门便惊讶地说：“啊呀，松部长，这就是你的家呀”？然后他环顾四周非常关切地说道：“这房太危险、太窄憋了吧”。然后双手一摊：“你看看，你看看，我们有些工作人员也真成问题，这是我的失职，我的失职……”
大伯这时把责任全部归于自已。小松心里不觉好笑，便吩咐老婆：“陶所长第一次登门，不管条件好赖，你给咱们炒两个菜，我和陶所长喝两盅”。
大伯见小松这样，也没加阻拦。三杯下肚后，大伯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他端起酒杯在炕上跪了起来说道：“老哥过去有些事情做得有点过分，对不起！”说着便把腰一弯，头一低，双手把酒盅举过了头。
本来大伯比小松大将近二十岁，还是我的长辈，小松刚当了个副部长，充其量不过是个兵头将尾的副科级。大伯的工龄也快有我年龄大呀，这样恭维已经让我很不自在，大伯对小松又左一声“部长”、右一声“领导”，让小松非常难堪。
（3）
临走时，大伯悄悄对小松说：“最近畜牧局陈局长马上要搬家。松部长不嫌旧的话，你就搬过去。我马上派人维修维修，等下一年盖起新房，一定给你一套。”
不长时间，小松便举行了乔迁之喜。
大伯典着个大肚子前来“祝贺”。一进门大伯两手合抱，头一点一点的，脸上呈现出像完成了一件光荣使命似的，那种喜悦的神色。
小松说“多亏陶所长的帮忙”。
“话不能这么说，这是我们房管所应尽的义务，也是领导干部应该享受的呀”！大伯在说这话的时候，声调拉得很长，给人一种甜丝丝的感觉。
是啊，“应尽的义务”、“应该享受的呀”！小松感慨万分地长吁了一口气，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小松才真正体会到了“官”的“威力”和“权”的“伟大”！
“三星照你，四季来财，一定你输……”房间里回荡着高所长猜拳行令的洪亮声音。
“哈、哈、哈，”大伯一声嘹亮清脆的声音”你输了，把这六杯酒喝完。
小松今天一高兴，端起六杯起仰起脖子一口一杯。
（4）
大伯之后常说：“咱们都是陶家祠堂的后人，以后不管走到哪里，一定要记住自己的祖宗，常回去填填土、上个香、点个纸的就好。
他还跟我们说起更久远的年代。
那一年的正月二十八，风和日丽，正值日过午头。在这个小小的山村有一声嘹亮清脆的婴儿啼哭“哇…哇…哇”地惊醒了这个沉寂已久的沙窝窝，奶奶喜出望外吼道：“生了，生了，长蛋的……！”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站在门外等候的爷爷。
这个“长蛋的”便是大伯。
爷爷盼孙心切，一个人在门外踱来踱去，手里捏着一个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着老旱烟。听到奶奶这一声嘶喊，放心地在鞋帮上磕磕旱烟锅，起身看他的那群牛去了。他按捺不住期盼已久的喜悦，手背转一路走一路哼，哼着哼着就哼出了一首他最拿手的好戏：
“一条扁担软溜溜，担上黄米我下苏州呀么呼儿嘿，苏州爱我的软黄米呀，我爱苏州的大闺女呀么呼儿嘿”。
见是生下传家接代的根苗，一家人都很开心。
奶奶跑前拾后，打里照外，伺候着月子里的母亲。
那时正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一天，阴云密布，死气沉沉，天空洋洋洒洒飘着几朵雪花。屋里的炉灶不快，直往家里冒烟。
奶奶怕呛着大伯这个宝贝，拖着一双小脚独自爬到自家那个茅庵房子的屋顶去捅烟囱。
屋顶是个拱棚形状，泥抹房顶，加之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如一个溜冰场。奶奶好不容易爬上去，一不小心“滋溜溜”地滑落到了地面。
好在那时的茅庵房子不高，但这一跤也跌得不轻，奶奶的一只脚崴了，脚踝错位，脚跟朝前。她呲牙咧嘴，咬紧牙关喘着长气，未吭一声趴着挪回了那个小屋，焦急地等待着爷爷的归来。
那双可怜的小脚拖累了她一辈子，这回更是雪上加霜，一下子红肿得像个起了面的馒头。
爷爷放牛回来，奶奶二话没说伸出那只被崴了的脚：“快、快，给我拧过来”。爷爷用作浑身力气，“咔嚓”，奶奶的脚恢复了原位。
大伯十二岁那年爷爷去世。爷爷去世时留下三女两男五个孩子。大伯是长子，一个十二岁的娃娃与母亲相依为命，在支撑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当时家里穷得锅底朝天，锅里没一颗米，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
每到揭不开锅的时候，奶奶便出去剜野菜或山上挖红薯。
大伯每次瞧见都很难过，没办法就把他两个弟弟叫来，让其跟着一起去挖野菜和红薯。
拿回家，奶奶洗干净切好放锅里加水煮一锅子就这样喂养着五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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